其中基本权利通过宪法实施形成法律体系确认和保障的各种具体权利、自由等。
绿色强调发展应该转变新的理念和方式，而发展本身才是最终目的。国际社会已经普遍性确认环境权为一项基本人权，特别是在2022年7月28日，联合国大会以161票赞成，8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一项关于环境健康的历史性决议，宣布享有清洁、健康和可持续的环境是一项普遍人权。
[11]参见[奥]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141页。在生态文明规范体系中，最核心的内容主要体现在宪法序言第七自然段，宪法正文的相关条款是对其的具体化。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可持续发展在中共十七大已经被吸收为科学发展观的有机组成部分，已经不再作为一个单独的政治概念。其次，绿色发展既强调发展又强调生态，协调统合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写入宪法意味着宪法对兼顾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理念的确认并随之进行相关的制度安排。在这个概念里面，自然和人均出现，具体列举的要素，也不全是生态环境，还包括生活环境。
2005年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提出了生态文明的概念，但被用在特定的生态文明教育的语境之中。从方式上看，保护环境人人有责，因此，保护环境国策的制定与实施，不可能只见国家不见人。因为，该行政任务是由国家行政机关独立承担，还是采取委托的方式或者公私合作的方式去完成，该行政任务相比其他行政任务应该投入多少资源，不同方式投入的资源是否有所不同，不同方式履行任务的手段和程序是否有所不同，相应的责任体系是否也有所不同，如何判断这些组合是否有助行政任务完成的效能，诸如此类的问题都不见得有唯一正确的答案。
韩大元教授指出：从宪法规范的结构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要义在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市场自发调解手段对于行政手段的优先性，能够靠市场解决的问题不要采取行政命令和强制手段。[6]大部制改革也需要防止一个部门权力过于集中所导致的各种弊端。[32]（三）资源配置与行政任务是否匹配任何行政任务的完成，毋庸置疑地须要付出相应的人力、钱款和物资等资源，亦即所谓的行政成本。行政的组织所须考虑、解决的事项，是要让组织有血有肉，使其活起来，使其真正有能力去完成既定的行政任务。
[5]精简雇员、裁并机构、节省开支等做法可能提高政府效能，但并非一定提高政府效能。二是以揭示问题为导向而无形之中贬低了短期效能。
[15]更何况，由于行政的组织有很强的政治性和裁量性，不宜由法官——尤其是在中国的政制框架中——对其是否符合效能原则进行评判。[30]奥斯本、盖布勒描述了公营部门、私营部门和第三部门各自的优劣，列出了每一部门最适合的任务。[2]该文阐明了组织效率原则的涵义、存在理由、具体要求以及确立该原则的意义。[57]我国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往往会涉及巨大的组织变动。
[71]参见沈岿：《行政法理论基础：传统与革新》，清华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171-172页。相反，在揭示政府购买农民工公共服务尚存的问题时，以2017年全国接受过农业或非农执业技能培训的农民工只占到农民工总数的32.9%为由，认为农民工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比例仍旧处于较低水平。参见唐琦玉：《政府效能评价体系》，湖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3页。但是，也会存在两个问题。
[49]参见［德］汉斯·沃尔夫、奥托·巴霍夫、罗尔夫·施托贝尔：《行政法》（第1卷），高家伟 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30-34页。孟波、王振：《郑州馒头企业想念馒头办》，载《中国商报》2002年1月8日第2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13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的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的事项，都可以不设行政许可。[15]参见罗时贵：《中国民法公序良俗原则的法律性质》，载《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第147-149页。
[52]此类实例不胜枚举，足以说明：行政任务的层次性、复合性给组织效能检验的挑战是，越是低层级的、具体而微的行政任务，越容易进行组织效能检验。在国务院66个部、委、局中，有32个部门共减少1.5万多人，有30个部门共增加5300人。以政治、经济、社会的稳定作为发展之基础，就会使政府在是否放开市场、社会的问题上始终有一种谨慎、保守的立场，一放就乱的担心始终束缚着效能改革的手脚，从而无法真正检验个人-市场-社会自治是否可以更有效，[48]相应的政府职能（行政任务）是否可以放手或转变，行政组织是否可以更加精简。来源：《行政法学研究》2023年第6期。《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2023年3月10日）指出：转变政府职能，加快建设法治政府。[63]参见沈岿：《公法变迁与合法性》，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73-74页。
（二）组织形态与行政任务是否匹配有观点认为，各类不同性质的行政任务须要对应不同结构形态的组织，才能担保效率或效能，行政组织法学应该研究组织形态与行政任务的匹配性、关联度。[14]法律原则一般不宜直接作为裁判规范，即便须要为裁判所用，也应当如有的学者所主张的那样遵循禁止向一般条款逃逸要求、谦抑性要求和建构性解释的说理要求。
[59]其二，重大的政府机构改革方案在程序上最终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会议决定通过的。反之，效能差的也可能会连累效能好的，此即为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
但是，自1988年至今，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都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会议通过的。参见王学杰、杨丹：《境外政府效能建设评鉴》，湖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2-33页。
[48]参见沈岿：《解困行政审批改革的新路径》，载《法学研究》2014年第2期，第26-28页。最后，即便并非涉及国家任务/行政任务的基本确定和行政的组织之基本框架和基本安排，而是仅涉及简单的行政任务如何进行组织建构以有效实现之的问题，那也是一个组织建构者有非常广阔裁量空间——超出一般行政执法情境中的裁量空间——的事项。[29]就完成任务所需的人力、财政、物资、专业知识、专门技能和经验、特殊的方法和手段而言，国家都不可能完全通过科层制官僚机构去高效地完成。多元的且相互紧张的行政任务的存在，就给效能原则对组织行政的检验带来十分复杂的工作。
[53]参见蒋永甫：《行政资源与公共行政发展趋势》，载《学习论坛》2019年第6期，第49页。[64]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4年10月23日）。
但是，行政任务的去留难断、多元冲突、分解组合、先后位列、长短效应等复杂属性，给组织效能原则的适用带来挑战。[55]对其效能的批评尽在不言中。
而且，即便得出结论，也不见得就一定是一劳永逸的。[24]参见［德］汉斯·沃尔夫、奥托·巴霍夫、罗尔夫·施托贝尔：《行政法》（第1卷），高家伟 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431页。
[25]参见黄锦堂：《行政组织法之基本问题》，载翁岳生 编：《行政法》（上册），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303页。2021年修改时，在销售食用农产品不需要许可的基础上，增加了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的，也不须要取得许可。[41]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27条第1款规定：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完善药品审评审批工作制度，加强能力建设，建立健全沟通交流、专家咨询等机制，优化审评审批流程，提高审评审批效率。[66]《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等五部法律的决定》（2018年12月29日）第五条第（四）项。
例如，1982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以下简称《国务院组织法》）的确没有任何变化，其中的有些条款显然已经被现实突破。例外的是2004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该法关于行政许可设定的实质性标准和事前听取意见、事后进行评价的程序性建制，实际上提供了行政组织合法化的开放、反思路径。
孙学玉、伍开昌：《当代中国行政结构扁平化的战略构想》，载《中国行政管理》2004年第3期，第83页。相反，现代国家的程序本身应当有其为保障平等、尊严、参与、私人自主等权利的价值追求，[43]在此基础上已经形成了关于最低限度程序正义（公正）和程序基本要素的共识。
[45]当然，以上讨论是在假定一个全新的组织打造场景中展开的，现实中发生的更多是既有组织的职能转变（行政任务的转变）、机构合并或分立、手段的减少或增设、程序的变革等的一项或数项。言其开放，主要是指向两个方面：一是在民主原则之下，让政治性和裁量性极强的行政的组织过程是向价值理性——与多元利益及所属公众关联——和工具理性——与科学认知、技术应用等关联——开放的，是需要获得它们支持的。
